我的父亲，影响我一生的人

马致远

在我眼里的父亲，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博学多才，古板固执，不苟言笑。除了吃饭睡觉，永远端坐在书桌前读书写字，直到晚年。在父亲面前，我有敬，有俱。作为他的女儿，我从不反嘴，更不会撒娇，没有享受过当下流行的其乐融融亲密温馨父女关系。

父亲走后，多少次，他和蔼慈祥的面容时时闪现。多少回，他评判人世时局的犀利与远见犹在耳边。睡梦中依然感受着在我的成长中与父亲的点点滴滴，挥之不去。

8岁，我在天津上小学。同学们说，十马九回，我家该是回民。回家问父亲，他淡然说，是。我差点跳起来：那我们家还天天吃猪肉？父亲的回答的很平静，说1948年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在进步组织影响下，弃学从军赴解放区参加革命，组织上要求从白区来的同志更名改姓，甚至宗教信仰。于是有了父亲现在的名字。小时候在我心中的父亲很高大，是一个为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的人。

10岁，全家来西安支援大西北。文革开始，家属院里贴出几张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家里是地主资本家，且历史上有右派问题。我那时年纪尚小，看的云里雾里，半信半疑，从来都低调的父亲依然平静，一如既往。到西安后第一天上课，我的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人的面介绍我是新来的同学，随后问我的家庭成分，我的回答不假思索：革命干部。为什么不是呢？父亲是干部，干部不就是革命的吗？晚上回家巧遇红卫兵来家做成分调查，他们问父亲，你父亲是做什么的？父亲说，地主。红卫兵边记录边大声宣布：那你家成分就是地主了。我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窖里，大字报上说的事终于被证实了。当晚曲卷在被窝里偷偷掉泪，为什么是地主？！父亲家里是地主还去为穷人闹革命？革命到头还是个地主成分？连累我们做子女的抬不起头。尽管如此，那时我心中的父亲是一个沉稳的革命者，是个忍辱负重的人。

14岁，我申请入团，外调老师回来说你父亲历史上有右派问题，受过撤销党籍及降职处分。我懵了，地主还不够，外加右派？回家问母亲，母亲说父亲在反右运动受处分时正好我出生，父亲抑闷之闲读元代大词作家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颇有同感。于是，有了我的名字。但按照父亲的说法，他反对为女儿起花、梅、兰这类女性色彩浓重的名字，也反感女孩子穿红戴绿。我在35岁以前，没穿过鲜亮衣服，没用过化妆或护肤品。男性化名字亦给我生活中带来诸多不便，电话中被称之为马先生，上大学时行李被扔进男生宿舍，或在会议中被安排与男性同房住宿。但无论我个人方便与否，我还是敬重同情我的父亲，他正直坦荡，为讲真话，一生坎坷，怀才不遇。

15岁，邓小平复出，在中学恢复考试制度，第一次初中联考我因三个科目得了124分（满分100分） 而全校闻名。那段日子，父亲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能不出这样的成绩吗？我们得天独厚啊！父亲平日对孩子们的严教及每日伏案读书的习惯早使我们耳濡目染，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

但随后发生的事，改变了父亲对我的认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学校进驻了工农兵教师，我的班主任B老师就是一位来自工厂的工人教师。B老师的特点之一是性格暴躁。如果发现学生上课睡觉，他不论男女上去就拉出座位拳打脚踢。打完人，课也不上了，全班开挨打学生的批判会，班干部要带头发言。我那时任班长，被点名最先发言，我无话可说，挤出几句应付了事，大意是学生上课睡觉不对，应认真听讲，老师批评的对，只是更耐心些就更好了。这下捅了马蜂窝，B老师暴怒了，指挥全班同学把炮火对准了我，上纲上线说我反对工农兵上讲台云云，还撤了我的班长职务。我不服，写信给省里党报，结果报社来人调查属实，准备在陕西树个反潮流典型，在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发我的文章，并将此事告知家长。报社征求我的意见，我想都没想一口回绝，写信的目的是讨个说法，我不想出名。父亲与报社的人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也没有跟我交谈。只是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报社说很遗憾我不同意刊发此稿，但尊重我这个15岁小作者的意见。此事告一段落，工农兵老师也调回厂里。我的头脑负载了更多，不再单纯，不再热情。而父亲对我的担心愈来愈重了。

18岁，上山下乡开始。临行前，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千叮咛万嘱咐。父亲仅仅为我准备了一句话：“我没办法弄你上来，全靠你自己了。”为了这句话，我埋头苦干，成为渭南县远近闻名的知青模范。高考在即，我还在田间务农。父亲急了，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让我回了家，有了21天的复习机会，从此改变了我人生命运。21天里，父亲与我一起演算扔掉多年的数学习题。不是父亲，我也许永远与大学无缘。人生漫长，关键处却只有几步。父亲是一位文理兼通，博学多才，为子女把握大方向的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家出了两位大学生，父亲赢得“教子有方”美誉。在志愿填报时，我欲报文科，第一志愿北大法律系，第二志愿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反对，说文科受政治左右，哪朝哪代都离不了理科。理科就理科，反正我的理科成绩也蛮好。录取通知书下来，不是我钟情的理科大学，我哭闹着重考，父亲一句“重考什么？女孩子家能混碗饭吃就不错了！”重重砸在我的心上，决定了我未来的道路。为了这句话，我内心怨恨过父亲：把我当女孩，为什么给我起男孩名？革命一生，为什么还重男轻女？在我的眼里，父亲永远是性格的矛盾体，革命与守旧，共产主义理想与封建糟粕思想，豁达与抑郁，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相容为一体。形式上，当年从清华大学参加革命可以改姓改宗教，甚至对家人宣称“如果母亲的地主分子帽子不变，我不会认她。”而骨子里，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次我又屈从了父亲。去读了一个我完全陌生，并不适合女孩的专业。后来家人告诉我，因为我15岁发生的投稿事件，父亲担忧我个性中的执拗和认死理在当今社会上会吃大亏，尤其不宜学文。这是他坚决不准我学文，也不准我重考的死穴。

27岁，我与男朋友上华山。父亲数落我，一个女孩家，没结婚就与男朋友在山上同住，成何体统？我不以为然，与父亲发生冲突，没结婚就不能一起出游？真是通情理的老古董。改革开放后，我的美籍英文教师来西安，母亲请他来家吃饭，父亲反对，干嘛请美国人来？我申辩，是我的老师，又不是间谍！中年父亲在我眼里古板老派，不近人情。

父亲70生日，儿孙环绕，显得高兴，边喝酒边给我说起他过去很少提及的一些往事情。我说，您不如趁现在有精力，把过去经历的事写下来，给后代留下些东西。他半响没动，拿起酒杯一仰而尽：写什么？我一生一事无成啊！而后拂袖而去。家人面面相觑，后话不提。

尽管如此，晚年的父亲性情变了许多。对儿女更多了慈爱和牵挂。过去回家看他，他只呆在书房读书，要么我去书房与他聊天，要么他到开饭才出来与我们交谈，话题大多是他读书心得、时事政治，家庭往事；母亲过世后，每次回家会受到他老人家亲自起身到门前迎候，与他更多的交谈是嘘寒问暖、家常闲话；每次分别，只要没睡下，他依然起身送别，目光里，读出的是我过去很少感觉到的东西。每当应该回家而没能回家时，他总在电话里说不要紧，你忙你的吧。其实父亲是盼我回家的。年纪大了，儿女对他很重要。我是理应常回家看看的。父亲的晚年，看一眼就会少一眼，为什么我当时的琐事就比看父亲更重要呢？父亲的眼神，我是读懂了的啊！

父亲80岁，已经不能行走，但多次流露出想回老家昆明的愿望。他在给大姑的信中说，现在常回忆在儿时在柯渡清河摸鱼的情景。我没去过丽江，没去过西川版纳，愧做云南人啊！那年夏天我借出差之机，回了趟昆明老家，一来替他老人家了回家乡的心愿，二来我有权知道我的血液源自何处。多年来，我们对家乡的概念是陌生的。父亲虽然时常提起，但极少回去，只知道奶奶是地主兼资本家，大伯把地主分子的帽子戴了很多年。父亲解放后也只回去过两次。在家乡昆明，我祭拜了我的祖母，走访了当年父亲就读的原西南联大校址，看望了当年资助父亲读书的大姑，四姑和多年来不常联系的三叔，了解了很多关于父亲的故事。家人们说，父亲在少年时常被祖母叫做“18两”,祖母的意思是说老秤一斤十六点，父亲的尺度比一斤还得多两点。足见祖母对老成持重，聪颖好学的父亲的偏爱。大伯的儿子带我去了柯渡老家的祖坟，指给我看父亲少年立志要在家乡青河修坝的地段，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一路惊叹，这么美，欧洲也不过如此！父亲儿时就有鸿鹄之志。

父亲祖上是昆明大户，到祖父因贪酒好赌而败落。父亲11岁祖父就过世了。祖母一个女人家又经商又种田，把杨家支撑起来，再次成为全县首富。她在柯渡首次引进烟草、棉花、大豆，教农民耕种。她当年的政策是，如果颗粒无收，农民损失她赔，如果丰收，她收一半租。她的厚道及好人缘让她在土改时没有挨打。当年贺龙率部经柯渡时，亲笔写了个纸条让红军不要为难祖母，因为她的孩子中有两位革命人士（父亲和大姑当时已经了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今天的县长还念念不忘当年的祖母对寻甸县农业的贡献。在全县大会上，曾高度评价祖母是位“开明人士，为我县早期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杨家供出五个大学生。而全县才有六个大学生。大伯黄埔军校毕业，解放前任国民党高炮营长，解放前起义后回了老家。父亲在北平清华读书时参加革命，解放后任上海机械厂厂长。两人意识形态对立，多年不来往。1965年是两人解放后的第一次见面。大伯对父亲说，这么多年，我背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什么罪都受了，你当着共产党的官，什么福都享了，母亲的坟要修了，你来出钱吧！父亲回敬道，修什么坟！地主分子的坟有什么好修的！如果她的地主分子帽子不变，我不会认她。大伯听罢拿起板凳就朝父亲砸去，被家人拦下，二人不欢而散。意识形态的隔膜让两位亲兄弟形同路人。大伯后来对家里孩子们说，你们二叔是条龙，但他太倔，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第二年，大伯出钱把祖母的墓碑翻修了。祖母的墓占尽了家乡的好风水，气势不凡。大伯当年执意在墓碑上不写父亲及子女的名字，他的二儿子庭峰说，后人要尊重历史和事实，才对得起祖宗。后来才勉强写上。可惜父亲是见不到了。

我回家后把这段往事（在我看来是趣闻）说给父亲，并把祖母墓地，健在亲人，家乡风光的照片拿给他看，发现父亲看照片时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我不知父亲在想什么，一定是百感交集，他不是个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他的目光总是长久地停留在每张照片上，边看边记下每个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亲人的名字，一遍遍地向我询问我见过的家乡那些人，那些事。自我从老家回来后，他常常把那些照片翻出来看，有时一看就是一上午。他对我说那一个月的时光就是在与这些照片相伴中度过的。他老人家已不能与他的兄弟姐妹团聚，只能靠照片寄托思乡怀旧之情了。

他82岁生日那天，儿孙满堂。他情绪高涨，边喝酒边为自己争辩：谁也别拦我，喝点酒怕什么？我能再活四五年。我还没见着我的孙媳妇，抱过我的曾孙子, 看到我闺女的新房子‥‥‥我笑他，一个上过清华，参加过地下党的老革命，老知识分子，晚年的表现活像个土乡绅。晚年的父亲是个感情丰富，儿女情长的人。

父亲是在母亲去世3年后走的。母亲过世当天，他长久的站立窗前，不发一言。3年里，他落寞许多。身体也每况愈下。父亲82岁生日过后就一病不起，又进了医院。2007年冬天的严寒50年不遇，父亲没能扛过去，临走没有遗言，只有遗愿。

父亲去世时的悼词其中这样写到：“一生清正廉洁，为党和人民竭忠尽智，追求真理，刚直不阿，艰苦朴素，为人坦诚，平易近人，教育子女有方，把毕生的精力无私的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一个大家十分尊敬的老一辈工程技术专家。”

我一向认为父亲的睿智开明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的观点及预言犀利客观，一针见血。然而，他的顽固和僵化亦源于政治文化及历次政治运动。尽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受害者。好在，临终，在家属的建议下，一面政治色彩鲜明的党旗随倌入殓，了却了他的一生的政治夙愿。

作为父亲的女儿，初来凡世一张白纸，纸上画什么文字，与生你养你的父母的影响脱不了干系。父亲不苟言笑，极少儿女情长。他的博学，睿智和威严，在家庭中的地位至高无上，让儿时的我不能不俱他，敬他，顺他。与父亲相比，我更依赖亲近母亲。母亲的慈爱和贤淑，让所有在她身边受她恩惠的家人和亲友对她心怀敬意和感恩。母亲的温婉善良让我在动荡的年代的成长还算健康。家人亲友说我的相貌脾气像母亲，我清楚，我的秉性中很大的成分，尤其是很多我过去抱怨他的部分，跟父亲真是如出一辙。如果我有幸就子女教育问题为年轻父母做专场报告，我会告诫他们，你希望你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就得先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要指望在你打麻将时孩子会乖乖地读书而不迷恋网上游戏。

过去，在女儿的眼里父亲是严厉的，他总是对他的子女要求严格有时甚至不尽人情。我一生很少受过父亲的表扬。你在中学考了全班第一，他说你用功的时间比别人多；你下乡锻炼成为知青标兵，他说你懒于看书学习；你找了男友征询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他的女婿比他强；我心里抱怨，做他的女儿真累。

今天，父亲辞世，更多浮现在我脑海里场景是含蓄的父爱。我初为大学教师，父亲不辞辛劳，远赴千里为我送来学习英文的收录机；我被聘为教授，他写信告知亲朋好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我在报刊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父亲悄悄剪下来，寄给家乡的亲人；我当选政协委员，他在报纸上读到我的名字后，马上指示家人给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咱家的致远？”；就在他辞世前日，他很为自豪地跟病友聊家常：孩子们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教授级高工，一个是英文教师……

什么是父爱？这便是了。此刻，所有的抱怨都烟消云散，留下的是对含蓄深沉的父爱的体验。

现在，再没有人像父亲那样仔细阅读我的文章了，再没有人像父亲那样密切关注着我的成长了。再没有人像父亲那样用他特有的方式对我施加影响了。我的生命是父亲给的；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我的人生的关键时刻都是父亲把握的；我的秉性是父亲传承的。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辩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爱我，体贴我，给了我一切的人都走了。家中高堂不在，做儿女的有种莫名的孤魂野鬼之感。几年间，我在开始经历人间生死大课，开始独自咀嚼消化人生不可逃脱的生老病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

然而，此刻我忽然感觉，我的身体正流淌着父亲母亲的血液，我忽然发现，如果说年轻的我尚有些许母亲的贤淑温婉，那么，中年的我与我眼中老派自负固执刻板的父亲惊人的相似。

此刻，父亲的灵魂如艳阳之下的一缕祥云，轻轻地飞上了天空。当独自面对横垣在前的人生大河，我眼中清泪长流，内心充满无限的怀念。

我的父亲，影响我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