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陕北一位极普通极平凡的农村妇女，她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母亲一样，对子女的爱是无限的。但我的母亲表达爱的方式却有些不同。有些往事，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鼻子发酸。

记得，我在邻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每每遇到教我书的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我在学校的表现，诸如听话、调皮、纪律、合群、劳动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对我的学业状况是不大提及的。老师逐一讲述完之后，母亲总要对老师认真地嘱托：“我的孩子不听话就打。牛不打进不了犁沟，孩子不打成不了人……。”有一次上音乐课，女老师正教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我在下面折叠小飞机。老师原本想用教棍在我头上敲一下，没想到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教棍正好戳进我的左眼，眼里顿时流出了血。我没有哭，发疯似地冲出教室，直闯校长办公室。张校长赶紧找来大夫，给我包扎了一下，亲自送我回家。见了母亲，张校长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说一定要处分这位音乐教师。母亲等校长说完后，才慢慢地低低地对校长说，是自已叫老师打的，不怪老师，更不能处分老师。老师是失手了。以后不要打头,打手、打屁股就行了 ……。从此，这位女音乐老师对我特别好，直到现在我们见面都特别亲热。临末，她总要夸奖一番母亲。

   记得，我到离家三十五华里的县城上高中了。那时，全国人民都困难，陕北农民就更困难。从小就体弱的二弟患病了，肚子胀得敲起来像小鼓。穷人对付疾病的绝招就是一个字——“扛”。实在扛不住了，母亲请来粗通医道的乡村赤脚医生诊治。谁知王赤脚说是“热症”，二弟服药后不见效；李赤脚又说是“寒症”。并介绍了一个土法子，用烧酒燃着火，在病人肚子上热敷。从来不买酒的母亲，买了一瓶二锅头。记得，母亲坐在二弟身旁，把酒倒在碗里燃着，母亲双手轮换着把蓝蓝的夹带桔红色的火苗，抓放到二弟肚子上盖着的湿毛巾上。每次完了母亲总要长叹一口气，两只手上都要增添几个水泡……。两瓶二锅头烧完后，二弟的病情不见好转。母亲和父亲商议后，决定将老槐树卖掉，带二弟到离家十华里的镇地段医院去诊治。毛泽东，大救星，他老人家当年把西安的不少医生下放到陕北。二弟去的镇地段医院全是西安来的大夫，很快就查出二弟的病情——腹膜结核，决定住院治疗。

    一天，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你家里人捎来话，让你赶快到镇地段医院去。我一路小跑赶到医院，母亲对我说：“马医生说，你二弟要输血，就输你的吧”。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就随母亲去见大夫。马大夫简单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奇怪得是他竟然知道我在全县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获得高一年级两项第一。于是马大夫首先打了退堂鼓，他对母亲说：“你老大正上高中，学校伙食也差，孩子正长身体，学习也好。你不要为了老二，把老大给毁了。这样吧，先不要输血了，过几天看病情发展再决定吧”。我流着泪哀求大夫“你抽吧，我身体能行！”我能想到母亲面对手心手背都是肉时心里有多难！母亲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听医生的，你上学去吧！……”。

我的心是沉重的，迈着同样沉重的双腿，踏着从云层中透出的昏黄月光，一步一步返回了学校。

半个月后，二弟病情好转出院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为二弟输的血。一个月后，母亲在修“大寨田”时晕倒了。休息了几天，每天仍去修“大寨田”。

放暑假后，母亲对我说：“小子娃娃不吃十年闲饭，你已十七岁了。你二弟住医院花了钱，欠了账，你到延安去挣点钱吧”。说完交给我五元钱。第二天，我加入了盲流大军，步行了一天又一个早晨，翻山越岭赶了一百八十华里山路，到了子长县，坐大卡车来到了延安。这时，我身上只剩下五毛钱。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的夜晚，我一个人饥肠辘辘畏缩在那座闻名世界的延河大桥西侧摄影部的楼檐下。楼内灯光通明，四五个男女正猜拳行令，饮酒作乐。我心里没有怕，只有饿和恨，一张透明的玻璃竟将人世间分成了黑白两半。第二天，我到延安地区医院卖血了……。随后，东奔西走找活干。经过近两个月的挖河沙、砸石子、背石头、抱砖等等活计后，我又顺原路返回家乡，交给母亲八十元血汗钱。母亲说：“你长大了，像男子汉了”……。

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省城一所最古老的大学。临行前，母亲对我说：“你上大学，你二弟上高中，你三弟上初中。这几年咱家会特别困难”。看着母亲复杂的目光，我对母亲说：“我上大学不花家里一分钱……”。我背着三四十斤的行李，步行了三十五华里，到县教育局领取了30元路费，来到了大学。当时，国家每月发给我22.5元困难补助费，我每月的伙食费是18元，有时学校还给我点一次性困难补助金。我再利用寒暑假干一些体力活，诸如装订图书馆资料，卖冰棍，打小工等。最阔气的一回是我和九位同学翻印了一本台湾大学陈正澄教授编写的《计量经济学》，我分得了300多元……。就这样，我度过了十分艰难困苦的四年大学生活。

 1982 年元月我大学毕业了，国家分配我到秦岭山区某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工作。我一报到，就向财务科预借了100元钱，坐了三天又一早晨汽车，于农历辛酉年大年三十太阳刚出山时，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乡。我急如风火地走进院子，母亲正拾柴准备生火做饭，我高声地叫道：“妈，我回来了！”母亲缓缓地直起腰，手中的柴一根一根散落在地上，她比四年前要苍老了一些。她轻轻地问我：“分到那里了？”我说：“分到陕南某行署计委了”。她又问：“和你关系最好的那位同学分到那里了？”我知道她指的是马驷，这位同学和我是陕北老乡，又住对门宿舍，和我长得也有些像的地方，不少外系同学误以为我们是双胞胎。他经常在经济上给予我帮助，我在信中多次提到过他。我告诉母亲：“马驷分到省政府”。母亲叹了口气说：“这就对了，人家是城里娃，又是独子，应该分到大城市，你弟兄多，从小在农村长大，分到小地方好适应。那里总比咱村子好吧？”我张开的嘴好长时间合不上，我再也压不住了，一颗颗滚烫的泪珠从脸颊上洒落 ……。我真不知道，母亲这是在安慰儿子呢？还是在宽慰她自己？甚或是她真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

壬戌年春节对我来说才像个春节，只可惜过得太快太快了。元霄节刚过，我又要远离家乡到千里之外的秦岭山区上班了。分别时，母亲郑重地对我说：“你现在是国家的人了，要多为老百姓办事。妈不图你啥！有句话你要记住：咱要做人，不要当狗，更不能变狼……。”我答应了母亲。

到现在，我已经工作三十一个年头了，也变换了几个单位。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我做到了母亲所要求的“人”吗？好人？老实人？正直人？坚强人？为民请命的人？这结论得由母亲来下。但我可以自豪地回答母亲：我没有当狗，更没有变狼！

我深深地深深地热爱自己的母亲。

我衷心敬祝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