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董林哲名字的声音就在耳边回荡，因为父母亲谈话中经常提到他，董林哲何许人也，幼稚的我自然是茫然一片。渐长方知，父亲和董林哲解放前后曾二度共事，有过相互难忘的交往，父亲只所以最早加入民建会组织成为会员，介绍人之一就是解放初在西安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并长期从事省市民建领导工作和市民建组织创始人的董林哲同志。

   光阴荏苒，耄耋将至，作为第二代民建会员的我也渐近古稀。朝花夕拾，着意不是花朵的败残，而是往日的芬香和令人留恋的葩艳；忆先辈昔曰的艰难历程，追寻深嵌于大地上他们的路痕，从中领略的是一种情义和精神，激发的却是一种无限的力量。

   父亲薄曙东，生于1898年山东省利津县薄家庄祖宅。七岁时（1904年）黄河决口淹没全庄，逃难外祖母家暂避，祖父远赴山西汾阳找亲戚介绍到税务局任职员。九岁同祖母一起迁居山西汾阳，辗转就读于宁武县小学、山西太原省立五中、察哈尔警官传习所。毕业后经亲朋介绍历任老西北军各路人物手下团、师、军，习书、书记官，军法官等多种文职。1939年程潜在西安任天水行营主任，父亲任副官主任。1940年父母亲同董林哲、高馥宇（曾任西北军政委会贸易部商政处副处长、省商业厅副厅长、省外贸局副局长）一起赴同官耀县（现铜川市耀州区）另谋发展，父亲称离开军队“开始了他的工人生活”，自主谋生。首先自立组建震记建筑公司任经理，组织工人队伍包修陇海路咸阳至同官段耀县黄堡镇铁路工程。而董林哲和高馥宇从事包运煤炭业务。董林哲系山西省赵城县（现为洪洞县）石止村人。父亲虽是山东人，但祖上是明洪武二年由洪洞县东南七华里薄村的山西移民，加之祖父一直在山西任职，故互认同乡。南汉宸（山西赵城人）从1926年加入中共，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了所有的革命活动，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优秀代表者。南汉宸和董林哲在当时是秘密协助党工作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也是同乡。早在1933年父亲任孙殿英国民革命军41军参议时，舅父任孙部下骑兵第三旅少将旅长（父亲同舅父此时相识，1938年同舅父二妹成婚）就曾同南汉宸一起共过事。当时孙殿英赤峰长城英勇抗战七天七夜一举鸣鹊天下，并积极靠拢中共大量吸纳中共人士，父亲自传中记“经西北军老友张人杰介绍给孙殿英（41军军长），驻山西晋城任该军参议，办理运输事宜，（司令吉子高、郑州人）。北上参加抗日战争，由山西晋城出发到大北口、闻鲁、多伦一带，转至河北沙城一带与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合作，转至包头。共产党人宣侠夫任41军秘书长、(1938年蒋介石下令特务劫持杀害于西安)，韩麟符（中共地下党，1934年被特务暗杀于家乡）为政训处处长、南汉宸、李锡九（中共党员，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病逝）为高级顾问，一同共议事，相互协助，这是我初始共产党人士。”舅父在西安任职期间南汉宸常来舅父、父亲处叙旧。因此，我父亲同南汉宸是老朋友，现在和董林哲又是生意伙伴，相互自然十分信任愿意共事。父亲专长于军队文职工作，不诣生意，不懂企业管理，更不具备有修筑铁路工程专业技术知识，听母亲讲，震记建筑公司完全被工头把持，左右父亲，甚至拿了工钱带着工人逃跑，父亲一点办法都没有，气的母亲常常和父亲吵架。父亲的情况董林哲很是了解，并多次建议父亲和帮助出主意，同时董林哲经常介绍他的朋友来家中居住，晚去早走、并不多言，来去匆匆，父母也从不多问，因为董林哲多次交待，只管住，其它一概不管，后来才知董林哲曾肩负中共地下党交通站的工作，不便时在父亲处周转一下。咸同段铁路修通后，董林哲的生意越做越大，在黄堡镇成立了协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后又在耀县、黄堡缜开设了数家盐店，并建议我父亲改行帮助经营运煤等多种货物，随后父亲在耀县黄堡镇成立了成城特运货栈自任董事长，同董林哲一起营运煤碳及各种货物，往来于陕北和西安间。父亲与董林哲生意上相互帮助，互通讯息，经济上董林哲多次帮助以摆脱经营困境，两人之间建立了较深厚的友情。解放后父母亲经常说，人家董林哲精明干炼，办事利索，言谈谨慎、为人诚实,交际很广泛，给共产党办事，未露出一点马脚，连我们都无觉察，而父亲长于军界人士，为人特实在，他们之间相互提携、结交这样的朋友父亲很是高兴。至1943年底父亲因眼疾严重，加之经营在难中步履维艰，常靠他人帮助不是长久之法，当我舅父复任第一战区（胡宗南为司令）第一补训处中将处长，父亲遂任西安办事处主任，离开了工作三年之久的黄堡镇返回西安，也离开了一齐合作共事近三年时间的董林哲。父母亲为纪念在同官耀县的一段经历将1941年在耀县出生的大哥起小名为耀州。

   西安于1949年5月20日迎来新生。董林哲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这次父亲又同董林哲有了长达四年多的共事。九月由我父亲，西北皮毛公司经理张明才、莫绍明发起组建西北群众运输公司，其宗旨为发展西北运输事业、支援西北前线解放战争物资需求，帮助西北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扩大民族经济交流，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与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共同合资，成立西北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董林哲了解我父亲为人处事的品质，高馥宇又任贸易部商政处副处长，贸易部遂任命父亲为公股营业股长，张明才为董事长，莫绍明为总经理即开展业务。因西北前线战事急迫，多种物资急需供应，公司业务一派繁忙，随着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开通，公司又将西安万同德公司全部财产和职员兼并，增加铁路运输业务，运力大增，业务发展大半个中国；天津、上海、郑州、汉口、四川、重庆、宝鸡、汉中、兰州、迪化（鸟鲁木齐）、平凉、潼关、渭南、咸阳等地，分别成立了分公司支公司或办事处。公司私股主要参股人员为旧商人和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原国民党退役旧军官，组成人员及背景很复杂。虽己解放了，这些人并未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和教育，在公司业务大发展的情况下，商人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自私自利、对金钱无止境的渴求，各人企图不一、相互矛盾纠纷、违背了公司创立时的本意，在营运中出现了好多违规乱纪行为。鉴于此况，1950年7月公司改组，直接归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领导，董林哲亲自担任董事长，莫绍明为总经理，父亲任副总经理。为提高父亲的思想认识水平，跟上时代步伐，在众多的公司职员中董林哲将重点放在父亲身上，多次谈心谈话、相互家庭走动，最终于1950年11月23日，由董林哲和民建会秘书冯万異二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父亲成为西安最早的民建会员之一。

   主持公司工作的总经理莫绍明劣性不改，不记教训，继续利用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同不法商人勾结私自运输倒卖紧俏物资，触犯法规于1951年被逮捕判刑。公司业务暂由原万同德公司李某接任，李某品质作风不好、不思工作，公司工作几乎停止，父亲焦虑万分多次向贸易部和董林哲反映情况，恳请贸易部尽快采取措施，经同董林哲和贸易部研究决定派杨德三（中共人士、省糖业烟酒专卖公司经理）同志任副经理主持工作，父亲仍以副经理协助工作，以免公司垮台，造成国家和私人的财产损失。

   1952年由于国家政策调正，经董林哲主持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结束，并指定父亲留守办理债权债务及结束工作事宜。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董林哲调任参事室副主任，西北大区撤销后，董林哲调职市民建会，专事民建工作，父亲作为会员为菊花园小组，1956年编入第一支部。

   后父亲在董林哲和民建会工商联的引荐下加入市手工业协会，并担任多种社会服务性职务。先后数次自力更生、自谋出路，均因自己经营方法欠缺而未达理想结果。1957年父亲响应民建会的号召带头申请房改、将自己所有房屋都纳入改造。1958年无偿提供庭院、供大炼钢铁建小高炉使用。翻看父亲生前遗留下的几本记事本、自传底稿（1956年7月10日自传交西安市政协民建分会。后经市委会组织处核实父亲的档案文革劫乱中己丢失）在主要朋友栏目中写道；董林哲 民建会副主任委员，高馥宇 民建会员、西北贸易部商政处副处长，冯万異民建会员、秘书等，列为众多人士中首几位。笔记中大量记录的是参加民建后历次重大活动的决心书、慰问信、向党交心书、小组学习记录、批判会发言、自我联系思想批判剖析心得体会，大会、小会发言稿、林林总总、密密麻麻不下几十万字，如果将这些材料详细综合连贯起耒，解放后父亲在加入民建后从思想上的飞跃、升华及变化的人生路痕，便会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父亲思想行动上的巨大变化也昭示出民建组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父亲的所有行动和思想活动的记录不是在活生生再现出一位民建会员积极向上，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做一位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人。父亲在竭尽全力艰苦修炼学习改造思想不是在努力做一位全新的人。父亲的这一切离不开在董林哲直接帮助，可以说这是董林哲和民建组识给予我父亲后半生政治生活上最大的一笔财富。

   董林哲同志“在革命时期与共产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广泛团结工商界人士，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0年后他先后任市民建副主委、省民建副主委，积极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在帮助民建会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帮助企业加强管理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解放前夕同董林哲一齐被囚禁在胡宗南军法处监狱里，后来一直随董林哲工作的省民建退休干部陈明“忆党之诤友董林哲”一文中的话语。“工作中积极热情，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和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帮助民建会员及工商界人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积极贡献。”（陕西地方志.政党志.民主党派第三编） 董林哲的后人称：“无论在任何岗位和党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父亲始终和过去一样，以饱满的热情，自觉主动的精神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父亲‘不以色香而自炫，不因无人而不芳’。生前，他特爱菊，每年秋总要买几盆回来。‘任尔东西南北风，叶败枝残头不低’，他欣赏菊的傲骨之气。”（魂在三秦  董甄 董咸宁 主编）

   父亲1959年8月病逝，命运安排使父亲在精神肉体上免遭“文革劫难”。因父亲和舅父在旧军队任过职，文革中一切能认为的罪名都强加于年迈的母亲头顶上，母亲只认死理说；父亲的事去找民建会和董林哲，舅父的事去查法院布告（因起义残害舅父的保密局特务1951年在西安被人民法院判决死刑出过布告）。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姐姐到身陷政治囹圄深受迫害的董林哲那里，尽管他的处境十分险恶，环境十分糟糕，他十分淡定和坦然，并很认真地说；你父亲是个好人，老实人，没有什么问题，具体事宜你让组织上来调查。仍表现出很严谨的组织纪律性。而南汉宸、董林哲和高馥宇无一幸免残遭迫害于文革期间忧愤而离去，以人生的悲剧结束自己本耒就辉煌而应圆满安祥离去的一生。

   悲剧比喜剧更蕴藏有无限的超越，“是崇高的最高”（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人，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由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缺陷及性格使然，在追求理想和事业中，其阴错阳差造成的困难、阻挠、挫败甚至于死亡，是人生的最大不幸。然而，追求者本身是在肯定理想和事业的真实存在，践行着为美好理想和崇高事业坚定不移的奋斗。追求者身上发生的悲剧故事令人崇敬、悲愤，带来的却是震撼、压抑、感叹和长久的魂牵梦绕，最后是人们精神情操的高度升华，激励着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赴后继、奋勇向前。用这样的话语结束全文，我想应该是对董林哲同志和我的父亲民建先辈们最好的缅怀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