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的 坚 守

——谨以此文纪念党的统战政策提出100周年

民建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支部  赵五昌

我的父亲赵沂川(1915-2019），出生在豫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贫穷、战乱、饥饿、灾害等原因，从小就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辛。

漫漫求学与求职之路

据父亲回忆，当时7岁多才开始在老家河南延津县丰庄镇赵庄村村里私塾念书，而且是断断续续，后来是靠亲友的救济，又读了两年，就算高小毕业。

到了1929年，考上了当时的开封两河中学，初中毕业。考上开封高中读了一年后，因家庭困难，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一年后，父亲觉得在家不习惯，还要再上学，家里拗不过，只好又凑够学费，让父亲再次踏入校门，高中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河南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学校开学不久，父亲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到第一线去、投笔从戎，精忠报国。当时经省府同意，批准父亲他们同级的学生参加后方抗日工作，他为政治教官，派赴黄河北岸的开封五区，组织群众宣传统一战线抗日钢领和号召国家总动员，不久豫北沦陷，父亲回到家乡参加人民自卫团，协助八路军阻断当时的“道清铁路”，打击汉奸，分化瓦解伪军争取抗日，充实抗日力量。

针对严峻复杂的抗日形势，父亲讲，我们的政策是对友军继续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他们学校的老师学生还组织起来办小学，免费帮失学儿童重新入学。

河南大学也因抗日战争先后多次迁移，父家在沦陷区参加抗日工作一年多后，得知河大迁移到洛阳，父亲随同乡6人，徒步向洛阳进发，途中遭遇日本侵略者的封锁进入太行山，经山西省东南。绕道王屋山到河南济源县。他们一边行走，一边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人士，组织壮大抗日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才到嵩县潭头镇找到母校——河南大学。他们边读书边为抗战做统战和后勤保障工作。当父亲大学毕业时，已比正常的毕业时间晚了一年多。

父亲的求学路漫长，接下来的找工作同样艰辛，当大学毕业时教授推荐父亲去洛阳农校任教，在洛阳，当时工资很低，但他仍然拿出一半工资支援抗日战争，其余的仅能维持最低生活。

刚去几个月，就遇到了日本飞机在洛阳一天上百次狂轰滥炸，学校无法办下去。后来，父亲转行到银行系统，先后在天水、洋县、耀县、西安、太原、北平等地，直到解放前夕，才在北平（京）安顿下来。父亲讲，他的求学就业之路就是一部“抗战史”。

最幸福的回忆

   1、参加开国大典

 随着在北京的形势好转，终于迎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当时父亲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一切需要从头开始，百废待兴，人才也十分缺乏，父亲不但承担银行的金融信贷业务，行领导还让父亲兼总行的文化教员，对其他职员讲授文化课。由于工作积极、业务能力强。被荣幸地推选参加开国大典活动。据父亲讲，当时有各种推荐、审核和选拔，每项都非常严格，能参加如此盛大活动的人数并不多，用现在的话讲，那是绝对的佼佼者。

据父亲回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活动是在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欢乐的景象。总行的队伍就站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旁，距天安门城楼非常近，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一片欢腾。最令人激动的是毛主席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之后又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解放军的各兵种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据父亲讲当时还有刚刚成立的空军战机队伍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

傍晚，他们参加大典的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欢庆的队伍高举红旗，载歌载舞，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父亲讲，建国初期每逢国庆、五一这些重大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与首都群众以及外国友人一起出席庆祝活动。只要是父亲不去外地出差，他都会受邀参加的。每当回忆那难以忘怀的时刻，他都情不自禁哼唱起国歌来。

2、聆听周总理报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父亲 ，曾多次参加全国性会议，聆听中央领导的讲话，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聆听周恩来总理作报告。那是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刚刚爆发不久，从朝鲜战场上频频传来捷报，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敬爱的周总理也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做了讲话，他首先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和提了一些有关要求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近来大家都非常关心抗美援朝前线的最新战况，我就讲一下目前抗美援朝的最新情况，接着他详细讲述了我方与朝方的配合及战线推进情况、后勤保障等，当讲到兴奋的时候，他那手臂习惯性的挥起来，从他那一次次挥动的双手，激情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周总理对战事的满意程度，更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位参会者，大家的心情同样激动。每当父亲讲起此事时，都情不自禁地学着周总理当时的神态，然后挥起手臂并沉浸在无比幸福的喜悦中。

政协情怀

解放初期，父亲为了响应党的召号，从国家机关抽调支援大西北，又来到西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严重。父亲又到了陕南的商洛。从国家机关到落后的小县城，父亲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从未流露过不悦，每到一处，他都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受人尊敬，曾多次受到表彰。当地领导为照顾父亲特批一张“特需供应证”。还被推选为政协委员，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文革期间中断）。父亲常给我们讲在政协开会及分组讨论时认识了许多人士，在会上，结识了当地各界的有影响並做出一定贡献的爱国者和民主人士，他们来自工交，卫生，科技，文化教育，工商联，宗教及归国和台属人员和部分特邀代表，会上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共商国家大事和社会的发展。父亲给我们讲如何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政协委员提供素材来源，还一起讨论一些行业的热点及民生话题。

得知我光荣的成为西安民主建国会成员，近百岁的父亲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讲起在北京时，还有幸听过民建第一届主任委员黄炎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所作的报告，父亲讲，黄老的书法也很有名气。另外，父亲自豪的讲，当时的银行行长南汉宸也曾任过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

父亲还以他的经历讲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讲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指出要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为统领关注本行业动向，直击热点、难点、聚焦民生……，为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三进西安谈变化

说起对西安的印象与发展变化，父亲讲，这方面，他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我三次进西安，对西安有很深的印象。早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刚结束。我从洋县、耀县到西安，住在大保吉巷，当时西安也处于战乱状态，房子低矮，道路也十分狭窄，那时能用上电的绝对是新奇事情。街上逃荒要饭的人太多了，下午6-7点以后街上一片死气沉沉。生活物质十分匮乏，民不聊生。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支援大西北到西安工作，当时在省分行上班，家住西七路省行家属院。那个时候，西安的变化已经很大了，马路开始变宽了，周围的建筑慢慢建了不少，值得骄傲的是东西南北郊也开始发展了，东郊的纺织城;西安热电厂;西郊的电器厂;南郊的文化教育区;  大专院校等。但是仍然是受当时的条件影响，发展不是十分快。特别是中心城区发展缓慢。

第三次是我在离休后的八十年代以后，一直住在几个孩子家，有在城墙内的，有在东郊，南郊电子城，曲江等地。离休之后也有空闲时间，在西安转的地方比较多，看到了西安的发展与变化。人们的生活、文化素养、城市建设样样得到大发展，现在的长安、灞桥、高陵、咸阳等地都与城区连成一片了，城市的发展非常快。几个月不去，变化就非常大，有的路已认不清楚了。特别是西安的科教水平，航空航天，高新区等等一大批行业、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用日新月异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父亲仁善高寿，在世100多个春秋，从艰苦岁月到光荣离休，他见证了国家从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到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再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富起来，又经历了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的历程。他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经历是极其深切的。他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感悟是真切的。父亲讲我们经常唱国歌，国歌的歌词中就有连续三个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再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一定会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的中国梦。

父亲一贯坚持初心，始终跟随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生勤恳、低调、默默无闻、从不宣扬自己。

这就是我的父亲，平凡却又不平凡的一生。(此文获“风雨百年路，世纪统战情”征文三等奖)